母校诞生于国难深重之时

杨  木

彩塘中学诞生于1941年，当时的名称叫潮安县第七区上莆区区立中学，简称“区中”。1941——45年是初级中学。我是1941年秋季入学的学生。这一年春季，我从彩塘镇仙乐村小学毕业后就到汕头市立第一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后来欣喜地知道家乡也办中学了，就赶回“区中”从头读起。

60年的流光随风飘去，可是彩塘中学早期的教育却令我终生难忘。“区中”是日伪统治下的学校，可是教师们对日寇的暴行有刻骨仇恨，对祖国无限热爱。他们在课堂上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经常透露北方抗日武装斗争的讯息，音乐教师吴膺寿还偷偷教我们唱《大刀前进曲》等抗日歌曲。

“区中”所在地是杨厝祠，临近的黄厝祠却是“日语补习学校”，培养为日军服务的翻译人员。现在的彩塘中学当年是日军中村队部，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及监狱，是黑森林、中国人不得入内的禁区。当年叫“都祠”。

总之，“区中”是日寇暴行的见证者，也是抗日活动的必经之地。它的历史贡献在于：成为从反面和正面给予彩塘中学早期师生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1937年“卢沟桥”事件是日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开端。1938年以后，日寇逐步占领我国沿海各地。1939年6月21日（农历的端阳午节）上午七时，35架日机突然飞临潮州城，并在潮安县的东面、西面、北面及潮汕铁路沿线大肆轰炸，投弹二百多枚，房毁人亡，损失惨重，接着，日寇又攻陷汕头、庵埠，6月24日占领彩塘，潮汕主要地区就落入敌寇魔掌之中，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区中”大门前有一个操场和一个鱼塘。操场是日军练习刺杀和列队的场所，杀气腾腾。日本并经常用炸药抛入鱼塘中炸鱼，然后煮着吃。他们杀牛屠猪后割去胸脯肉，把内脏拿到“区中”操场分割，满地血腥。日本因兵源不足，拉台湾人、韩国人当兵，把山东马作战马；日本兵死得多了，就把不成年或戴深眼镜的老教授也从日本拉来当兵。这些都是“区中”学生们亲眼所见，是日本从强大到衰落的历史见证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区中禁止上英文课而强迫学生唸日语，一天一节。日语教员叫黄标仁，是台湾人，日军的翻译官。他每天带着指挥刀上课，上课时先把指挥刀摆在讲台上，然后逐个口试日语，如回答不好就用刑罚。最轻的叫“抽汽水”，即用拇指突然顶按鼻樑中间的学位，就令你眼泪支流，好象汽水开了瓶一般地喷射出来，重一点的刑罚是“老虎背猪”：他从你背后拉着你两只手往地面一摔，使你腰部受伤疼不可忍。你越叫喊，他就哈哈大笑取乐。更有甚者，他还要我们学生集合去“都祠”大草坪看日军杀人比赛。日本兵抓到十多名抗日游击队员后要砍头，强令他们跪下，有的宁死不屈不跪，日本兵就用脚踢他的小腿后部。人都跪齐了，一个军官吹哨子，于是两边站着的两名日本兵就拔出指挥刀，像切东瓜似的轮流砍下十几个脑袋，鲜血直喷。脑袋被日军当作足球踢，群魔乱舞，把草坪当作足球场。踢足球者就有“区中”的日语教员黄标仁，他还带着染血的指挥刀带我们回教室上课，对学生表示警戒。这种残暴的场面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每天去区中上课时，学生必须带“良民证”，过日军岗哨时必须向日本哨兵鞠躬问好，十分屈辱。有一天，我和同班同学杨慈辉路过“凤规陇宫”日军岗哨时，在宫内的一个日本兵喊叫：“小孩！到宫里来；”我们只得服从地进入宫庙内，他见我们进去后就跑出来把宫门反锁了，接着从两个窗口抛进几枚催泪弹，我们被熏得眼泪鼻涕一起流，捶门喊叫。过了一刻钟，那个日本兵才来开门，看到我们痛苦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原来，他把我们当成催泪弹人体实验品。此仇此恨，永远难忘！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潮汕的抗日烽火越燃越旺。早在1937年8月，共产党员钟骞组织了“潮安青年救亡同志会”，1938年改名“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这年9月，中共潮安党组织恢复，成立了中共潮安职工支部。领导“青抗会”等组织，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进入战略反攻，潮汕党组织就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抗日游击队活动此起彼伏，给日寇以不断的沉重打击。

我眼见的抗日活动成功就有一次。那是1945年5月6日，抗日游击队在蔡子明、许杰率领下，从佘厝州、横坑出发，乘木船直抵彩塘。许杰化装成日军助理，带领伪装“民工”的游击队员向在彩塘市内的伪联防部冲进去，敌人毫无戒备，被打伤打死多人，余者投降。我当时住在市内，看见游击队员们缴获无数枪支弹药，凯旋游街而过。他们散发传单，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群众聚睹者众，极大鼓舞人心。还有一次，日军抓到两名抗日游击队员，经过彩塘和“区中”门口，游击队员们喝足了酒，在赴刑场的路上，高喊“拥护共产党”、“抗日必胜”等口号，从容激昂而过，慷慨就义。这些都给“区中”的师生们极大鼓舞。1948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区中”成立支部，播下了革命种子。

母校诞生于国难深重、抗日烽火越燃越旺的环境中；成长于红旗飘飘之下，21世纪以后必然更加辉煌！

（2001年6月完稿于北京）